关于语文学科教育的目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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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

首都师范大学   饶杰腾
   
  严格地说，我国语文学科数有的现代化进程自“五四”运动始。1919年的“五四”运动，1919年至1921年杜威来华讲学，1922年“ 6-3-3”新学制的颁布，1923年各科课程标准纲要的制订，以及围绕课程标准展开的讨论，对语文学科教育尤其是教育的价值。目的的确定，影响十分深远。
    1923年，当时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（今南京师范大学附中）任教的穆济波，“鉴于各科教学对于中等教育之宗旨未能贯彻，而‘教’与‘育’的分张，其危险已时时发觉”，提出修订该校必修国文科课程纲要草案。同时，针对“教师只墨守‘知的教育’而忘去‘人的教育’；或空言世界化，而忘去民族精神”的国文教学的弊端，发表《中学校园文科教学问题》一文。文中“根据国文教学本身的价值与现代社会的要求”，全面而具体地探讨了‘国文国语之目的”。
    他“重新估定”的“国文国语在数学上的价值”，在个人方面，是满足现实生活，发展精神生活的需要：在社会方面；是社会生活巩固、往会生命永久的需要；在国家方面，是国家组织、国家存在的需要。由于“许多民族合为一个国家，这国型成立之原因即基于文化之调和，而语文实文化中最大最要之一端，国与民之连锁全赖乎此”，因而，“保持国文国语之教育，正为国家生命与民族精神寄托所在”。并强调，“必当知此义而后可与育国文国语的教学”。
    承上，他提出“语文的本身是不是教育的目的”这“国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”。并指出这是“认手段为目的”。因为，“人间一切学科，无论他可以达到人类何种目的，既成立一种学科，值得供后人探讨，当然借这科学所有的知识来传衍推展，更开拓成大道，使后来的人类更容易前进。在这一种科学中努力做传衍推展的功夫，不能说他不含有教育的意义，也不能说他莫有教育的价值。但是传衍仅传衍，推展仅推展，全副精神仍然贯彻在如何为后来的人类更谋进益上。一切的推展传衍的功夫只是教育的手段，而非教育究竟之目的。教育究竟之目的，绝不能举任何科学的本身以对。从前的读书人把读书认为是取功名的途径，目的错误，兹无论已，陋习相传，矫枉过甚，教者又从而提倡限于文字语言之范围，以为尽所能事，不知于‘人的教育’‘国家的教育’之途相去愈远。……只致力于各科形式上之探讨，以为必如此方是急所当务；以为必如此方切实可凭，不蹈空论；以为必如此方合于科学数员之责任；此决非讨论教学问题的忠实态度，亦决不知国文科教学之价值。……惟本国语文一科，较诸学科实居于特殊地位，……其关系民族精神，建国基础，一切文化传统所在，何
等重大？”
    所以，他坚持“本科教学目的在贯彻中等教育的宗旨，反对专以本科知识与技能为主的教学”，并确立“本科教学唯一之目的”在于“养成有思想，有作为，有修养，在中等教育范围以内，有充分使用本国语文技能的新中国少年”。同时，从初一至高三，拟定语文技能的“升级标准”。
    1925年，朱自清结合自己中等学校园文教学的多年经验，发表《中等学校园文教学的几个问题》，其中，就“目的”针对穆济波的观点谈了不同看法。他说：“我也和穆济波先生一样，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。但他似乎将‘人的教育’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，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，这是太过了！”接着，加以阐明：“我以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只须这样说明：（1）养成读书、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；
（2）发展思想，涵育情感。’这后一条原是穆先生所举出的；但他将所要发展的思想，所要涵育的情感—一规定，我觉可以不必，只大体说明好了。这两个目的之中，后者与他科相共的，前者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；而在分科的原则上说，前者是主要的；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实施时，这两个目的是不应分离的，且不应分轻重的，但在论理上，我们须认前者为主要的。所谓读书（包括报纸、杂志等）的习惯或能力，指‘善观大意’，注意句式、成语、生字等，而读书的嗜好的培养，也甚重要。所谓思想的习惯或能力，指思想的条理与疏密等。所谓表现的习惯或能力，则指运用适当的材料，适当的法式，依照适当的条理而表达出自己的情意。这三种习惯或能力的养成，同时更要着眼于效率，要迅速与自由！至于‘发展思想，涵育情感’，我以为初中宜侧重（不是专重）文学趣味。人生。国性、现代思潮数方面；高中则可再加世界文学思潮、本国古代学术思想两方面。”
    “新学制”在中学实行的是分科制和选科制。这种学制，从1922年起到1928年止，试行5 年多，到1929年又改行普通科制，因此各科课程标准也作了相应修订。同年8月，教育部制订了中小学课程《暂行标准》，  1932年加以正式审定颁行。在此期间，宋文翰在《一个改良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意见》一文中，针对“以为国文就是教育”，“以为国文就是国粹”，“把国文看做开发思想或涵有感情的工具”等“不良的现象”，重新阐发“国文教学的目的”。
   从教育的立足点说，自然，无论担任何种学科，教者都得把重心倾向到整个的教育目的上去。但同时除整个教育目的而外，各科为完成整个的教育目的，亦各有其特殊目标，这目标，教者亦须注意设法完成它。而且依个人的意见，各科的目标，较之整个的教育目的，教者尤当重视。何以呢？第一，各科的特殊目标所以完成整个的教育目的的。如果各科的目标都完成了，则整个的教育目的亦就完全达到。第二，各科的特殊目标，是根据教育目的随各科的特征而定，各有各的特质，且负有一种为他科所不能负的责任。如果放弃或疏略本科应有的责任，而强拉他人的工作，或包办一切为本科所不能胜任的事，结果，不但本科得不到什么好处，而且侵入他科的范围，妨碍他科的统一，破坏及学校各科平均发展的趋势。那末，以国文科而论，应有的特殊目标是什么？依国文科的性质和所独备的责任来说，我认为最重要的只有两事：（1）阅读，（2）发表。如果在一定期间，经过相当的训练，学生能把自己所见、所闻、所想到、所感得的一切，运用文字，自由发表出来，而且写得正确、明达，没
有文法上的错误；同时，在阅读方面，能由平易的书报、日常的应用文字，进而阅读浅显的文言文，更进而看得懂整理过的古书，并且养成一种良好的读书习惯，则国文教师很可以大胆地声言：“我们的国文教学已成功了！”至于养成文艺的兴趣，或要使学生明白文学、学术变迁的大概之类，因不能说与国文科无关，却是它的次目标，待正目标完成再理不迟。还有涵养德性、启发思想各项，那是要与其他各科共同负责完成，非国文科所能包办，亦非国文科所应包办的。
    文中，宋文翰对朱自清的批评意见深表赞同，认为“分出主要的与非主要的界限来，一清国文教师的头脑”。但对于“发展思想，涵育情感”，却认为：“既为各科共有的目标，又何必另行规定呢？”
    以上摘录20、  30年代穆济波、朱自清、宋文翰关于语文教学目的的不同见解，试与最近语文教学大讨论的焦点相比较，不难发现，基础教育中语文学科教育的目的观，仍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首要问题。结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去年12月颁发的《关于当前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》中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育任务的要求，似应进一步明确以下几点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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